2019年3月，在经历了三年里第四次应力性骨折后，我写道：是时候后退一步，重新评估下自己的状况了。在过去几年里，为了保持身体健康，我拼命训练，跑步是我最热爱的方式。虽然因为多种原因我厌倦了“战斗”，但在内心深处，我知道自己还有一场大仗要打。我已经回避“饮食失调症”这件事太久了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来。16岁，我第一次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，1999年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接受过长达一个月的住院治疗，高中、大学时也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治疗，包括大学毕业后立即住进了一家治疗机构。

由于不断接受治疗，身体明显不适，我年轻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“生病的女孩”度过的。这是我人生中从未公开谈论过的一章，我渴望摆脱这个标签。大学毕业接受住院治疗后，这种紊乱似乎消失了。当发现自己处于稳定的恢复状态时，我向自己保证我会继续前进。我不再谈论它。我上了法学院，成为了一名律师，把一切混乱埋在过去。

当我开始参赛，并因成就而获得关注时，我在采访中没有提到这件事；在我成为障碍赛顶尖选手的过程中，我没有提到这一点；我没有告诉那些问我运动背景的记者，我在大学里不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病得太重，身体虚弱，甚至不能走楼梯；我没有提到那些年来朋友和家人担心我是否能在早上醒来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我生命中已经过去的一章，也许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谈论它，但我永远也不知道那将是什么时候。

虽然不再以“饮食失调者”的身份来定义自己，但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完全摆脱它。我的思想和我的饮食习惯一样混乱，现在唯一的不同是我可以专注于运动。我站在了障碍赛世界的顶端。我的BMI值正常、肌肉强健、赢下参加的每一场比赛，这很容易把我和食物的混乱关系淡化，我对自己说：“嘘，待会儿再处理你。”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很正常，因为“我是运动员”，拿我的身材和其他站在起跑线上的女运动员比较，觊觎她们的腹肌，这也什么大不了的；在拍摄封面前挨饿、把自己弄到脱水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只要我还在比赛，还能赢，“管理”饮食就不算什么。我侥幸逃脱了，很明显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直到有一天。

我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终于在2016年爆炸：第一次应力性骨折。那时候我仍心怀侥幸，毕竟是运动员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。但随后接二连三的应力性骨折却很难一笔带过。

我不傻。当我高举双手，宣称为了避免受伤“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”时，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自责让我备受煎熬。我可以完成所有的体育锻炼、吃补品、花上千美元置办恢复器材，但在心底我很清楚：为了防止受伤，充足的食物和营养是不可替代的。

道理都懂，但实践起来很难。在过去一年里，我一直告诉自己要改变。我宁愿身体健壮，可以参赛，也不要身材纤细，负伤观赛。如果伤重到连比赛都参加不了，那么“看上去”像个运动员又有屁用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我成功地改变了一些事。

但今年距离Barkley开赛前两周的第四次应力性骨折彻底让我跌入谷底。运动远离了我，环顾四周，我能做的，只有“管理饮食失调”。

在过去的20年里，我一直在挨饿。就是字面意思。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还有情感上的。

请假，强迫同事接过工作，告诉赞助商，我要暂别赛场，对于这一切，我感到非常内疚。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治疗，似乎每个人的身体都与饮食有一种糟糕的关系，况且我已经“控制”它这么久了。

但实际上，我“控制”的是一种错觉，说什么游刃有余全是假的。我的余生可能都会在悲惨、空虚中度过。除了运动生涯受牵连，饮食失调还影响着我的人际关系、交往的能力，甚至是感受自我的能力。而我现在非常需要有一个信念的飞跃，在短时间内走出目前的阴霾，以便全情投入未来。

我将治疗的主要目标定为重新学习如何饮食和摄取营养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学到，要给饮食之外的一切留有空间。饮食紊乱让我变得视野狭窄。

有时候，你得到的并不总是你想要的。在Opal，除了学会“养活”自己，我还学会了如何信任身体，更学会了了解自己的感受。我认识到，抛开成就、荣誉和赞扬的表象，我同样能与他人建立联系。

关于这篇文章，我希望能在讲述饮食失调的同时，教会人们如何重新生活。俗话说的好，饮食失调从来就与食物无关。但考虑我的经历，我有些话想对大家说：

有人可能会问，你吃果酱馅饼吗？令人震惊的是，是的，即使在饮食失调最严重的时期，我还是吃了，并且以后也会。我跟大家通常以为的竞技运动员会有的饮食紊乱症状不大一样。与厌食相反，我的问题是一直吃得“过于适量”。饱胀的感觉太吓人了，我甚至无法坐下来享用一顿丰盛的餐食。过去20年，我一直生活在恒定的“生理饥饿”状态中，对身体充满了不信任，活得太谨慎，令我身心疲惫。（当代的饮食和健康文化教导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饥饿信号，并尽我们所能不去听它们。可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食欲变成一件坏事了？）

在Opal，接受治疗的患者身材各不相同。我接触了一些跟我状况类似的人，他们的身材看起来各不相同。Opal遵循“不以胖瘦论健康”的原则和“身心直觉饮食法（intuitive eating）”。我承认一开始对这两个概念都很抵触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学会了面对自己内心的压抑，对食物、体重和体型的判断。我终于明白，体型并不像“卡路里摄入/消耗”的饮食文化模式告诉我们的那样简单。有些人并非因“缺乏意志力”或懒惰而变得肥胖。“肥胖恐惧症”是真实存在的；“体重歧视（Weight stigma）”和“瘦人特权（thin privilege）”也是真实存在的，而我就属于后者。我开始热衷于与这两种观念作斗争，因为太胖或太瘦，都对身体有害。

我渴望彻底摆脱饮食失调。20年的病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康复，虽然我在Opal的治疗已经结束，但很显然，我的旅程才刚开始。

我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将自己的问题公之于众？在写文章之前，我一直在权衡这个问题。我本可以继续保持沉默。但我始终认为，让更多的人免受伤害是有价值的，因为有时候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带来的结果可能会异常残酷。我很庆幸自己有勇气把它分享出来。